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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若梅:教师教育惩戒权的回归与合理使用

作者:佚名 2019-12-02 16:31:07

最近,党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首次明确提出教师惩戒权问题,并要求制定具体实施细则。

国家政策赋予教师教育纪律行为权力,这使人们不禁要问,教师何时陷入教育纪律的困境。为什么现在要求恢复教师的惩戒权?教师惩戒权回归后,应该如何正确行使?

从上述角度出发,本文将进一步探讨教师教育处罚权的回归,并对中美教师教育处罚权赋权的具体规则进行比较,以期为教师合理的合规执法权提供参考。

在赏识教育和快乐教育的主题下,学生的权益是片面的。在加强师德建设、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今天,赏识教育和幸福教育已成为主旋律。社会、学校和家庭都强调奖励孩子的教育,特别是要防止一些老师采取“不当”的纪律行动。

例如,2014年,国家颁布了《处理中小学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的措施》,其中规定"教师应当以体罚惩罚学生,并通过羞辱、歧视和其他形式的体罚对学生进行身心伤害"。然后,与中小学生暴力行为相关的相应处罚规定将采取适当的纠正措施,对实施欺凌和暴力行为的高中生进行教育和处罚,并依法惩处实施严重性质和情节犯罪的人[1】。

对比两个国家政策文件,可以发现中小学生不当行为的处罚权仅限于欺凌和恶意暴力,而对教师的处罚相对宽泛,明显保护学生权益高于教师的法律权威。

惩罚与体罚之间的界限难以把握,教育立法缺乏配套的法律法规。虽然目前政策已经肯定了教师的惩戒权,但在惩戒对象、惩戒方式、惩戒范围和惩戒地点方面没有具体规定,这使得教师在面对“问题学生”时很难有依据,只能使用口头警告和告诉家长避免违纪。

一些研究者对河南省17个行政区的中小学教师的违纪问题进行了调查。他们发现,33%的受访教师无法准确区分纪律处罚和体罚、变相体罚,27.5%的受访教师甚至无法澄清三个[教的概念。这表明,缺乏配套法规不仅使教师难以有"纪律"的依据,也使不能明确把握纪律和体罚之间界限的教师容易"纪律"和"纪律"。

少数教师“不抽鞭子”的案例被舆论放大,导致奖罚教育的二元对立。根据中国教育媒体智库的监测数据,2018年1月至6月,网络舆论领域的教师形象波动很大,尤其是当教师体罚学生的负面事件发生时,观众的情绪波动会很大,主要表现为对所涉及教师行为的不满,对教师道德的质疑,以及对学校和地方教育部门处理方法的担忧[3]。

然而,网民的关注和媒体报道促使学校和教育部门首先严厉惩罚参与该事件的教师,以平息公众舆论的愤怒。例如,2019年5月,山东省日照市五莲第二中学班主任牟阳多次被学校和当地教育部门处罚,直至被解除教学职务,并被列入信用报告黑名单。尽管真相大白后,杨致远的声誉得以恢复,但他在未来的教练生涯中还会有“掌权”的勇气吗?赏罚教育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但在教育权和处罚权丧失的时刻,已经存在着二元对立,这使得教师“想管理却不敢管理”。

教师惩戒权的“滥用”和“不使用”问题十分突出。近年来,有许多教师体罚学生的案件被报道。据统计,2011年至2015年,119起中小学生受到教师体罚,其中81.47%以上受到高强度体罚(详情见表1)。然而,教师惩戒权的滥用导致36.13%的受处罚学生遭受严重的器官和肢体伤害,15.97%的受处罚学生遭受更严重的心理伤害[4]。

目前,不仅存在教师惩戒权的“滥用”问题,也存在教师惩戒权的“不使用”问题。我们仍以河南省17个行政区中小学教师学科问题的调查研究为例。68.9%的受访教师同意处罚违反规定的学生,但68.2%的教师有“不敢处罚学生,怕惹事生非”的想法,甚至21.3%的教师从未在《[2》教学管理中处罚过学生。

然而,教师的纪律权力本身既是教育的,也是道德的。它的出发点是满足教育学生的需要。一旦教师“滥用”学科权力,很容易给学生身心造成创伤。否则,如果老师放弃这项权利,很容易鼓励一些学生的不良行为。因此,当前教师合理使用惩戒权尤为必要。

教师惩戒权的“回归”有利于学生,是教师义不容辞的责任。就学生而言,合理的教师惩戒权建立在教育学生的目的之上。通过规则教育身心仍处于塑造阶段的中小学生,可以有效避免学生越轨行为的再次发生,也有助于威慑其他学生,形成良好的契约氛围。就教师而言,教师行使纪律处分权是必要的。

根据《中小学生班主任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的有关规定,“教师有义务采取适当措施批评教育学生,批评抵制有害学生健康成长的现象”。

从本质上说,教师的惩戒权是他的教学权之一,不能放弃或转移。在教育教学等实际活动中,教师有责任对违反规定的学生采取必要和合理的纪律处分。否则,它应该被视为教师的失职。

在教师惩戒权流失严重的时代,国家政策对教师惩戒权的肯定尤为重要。一份具有合理惩戒权的执行手册有助于遏制教师惩戒权的滥用,也有助于督促教师按规定实施惩戒权,从而避免教师“不敢想用就用”的困境。

教师惩戒权的“滥用”和“不使用”现象十分突出,但基于育人为本、造福学生的原则,明确如何正确使用教师惩戒权显得尤为迫切。大多数学者认为,收回“失去的”教育处罚权需要以法治为基础,以地方政策为指导,这不仅要确保政策的可执行性,还要给中小学和教师留下一些自由处置权[5] [6]。

目前,我国教师惩戒权的法律基础主要是《未成年人保护法》、《教育法》和《教师法》等。该法规定,监护人和教学人员大多限于不对未成年人实施体罚、变相体罚和人格侮辱,而教师的惩戒权仅表明教师有权管理、奖励和惩罚受教育者。

青岛和广东是地方政策的有益尝试。2017年实施的《青岛市中小学管理办法》规定,“中小学校对影响教学秩序的学生应当受到批评、教育或者纪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7”纪律处分,2019年《广东省学校安全条例》将学生违法行为分为四类:不良行为、严重不良行为、违反学校安全管理制度、违法犯罪[8]。

虽然后一项政策限制了针对不同违法行为的具体纪律措施,但它没有进一步限制违法行为的类型,纪律措施的程度相对单一,主要是纪律措施、开除学籍、专门学校的法律教育和公安机关的告诫等。教师惩戒行动中的教育被大大削弱。

总的来说,无论是教师惩戒权的法律基础还是地方政策的有益实验,都没有为教师惩戒权的实施提供合理的范围和具体的规定,这就不可避免地使教师不敢行使权力。

对中美中小学教师惩戒权具体情况的进一步比较表明,美国中小学教师具体惩戒权的相关规定大多见于各州的宪法、法律法规、普通法和地方教育政策中,明确规定教师对违反规定的学生拥有惩戒权和相应的惩罚范围,但应以正当程序和合理惩罚的原则为基础。

此外,不同级别的学生纪律处分是分级的,从粗话到违法犯罪行为。这些政策被详细划分,教师被赋予与不同级别的纪律行动相对应的纪律权力。此外,在行使纪律处分权时,严禁体罚和侮辱纪律处分。相比之下,中国教师的惩戒权在法律基础和地方政策的具体实施方面都需要进一步提高(详见表2)。

我国中小学教师今后应该如何准确行使惩戒权?从美国的经验来看,一方面,法治是教师行使惩戒权的基础,而地方政策则根据地点、时间和情况制定和调整执行规则;另一方面,教育的目的应该与学生的权益相平衡。

反思自己的身体:第一,教师准确行使惩戒权的前提是“安顿下来,确立自己的原则”。也就是说,教师的惩戒权需要受到法律法规的保护,在不同的地方也应该有相应的执行规则。

由于我国城乡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儿童生活的教育环境也有很大差异。因此,应根据当地条件、时间和情况制定纪律规则。

以寄宿制学校留守儿童的教育状况为例,一些学者发现,在违反纪律的学生中,传统的教师纪律措施已经被“自我教育”所取代(例如,如果三人以上违反纪律,他们会“打自己的手掌”,两人违反纪律,他们往往会采取惩罚或抄作业、靠墙思考的形式。然而,调查结果发现,教师的纪律措施和警告很容易被学生贴上英雄主义的标签,反而有助于比较学生的违规行为[9]。

这显然与惩罚的目的背道而驰,并且不同于大多数研究中描述的惩罚权力的“丧失”所带来的负面影响[2]。因此,根据学生所处的环境,对侵权行为的处理应该有所不同。全国各地的教育部门应该注意这种差异。应根据地点和情况详细制定规则,并根据时间进一步完善规则。

第二,教师在行使纪律处分权时,应考虑到教育目的和学生的权益。这就要求教师在行使惩戒权时考虑到目的和程序的双重原则,以便培养道德、培养人和反思自己的教育目的。然而,纪律程序也应根据教育法律、法规和规则在具体问题上实施。

也就是说,在规则设计层面,纪律权力的行使规则必须针对具体问题制定纪律措施(例如,在不同层面设定具体的违规范围)。此外,还应考虑学生的性别、年龄和认知能力,以确保实施规则清晰明确。

具体来说,包括教育惩罚的内容、学生不当行为的类型、相应的教师纪律处分、纪律处分程序、监督教师纪律处分的具体程序以及监护人对教师纪律处分的申诉渠道。就教育目的而言,教师应更加关注每个学生的实际情况,特别是违规的背景、时间、频率和影响。应采取渐进纪律措施(如渐进纪律)来干预学生的违规行为,实现教育的最终目标[5]。

本文转载自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研究助理兼政策分析师张如梅的微信公众号《ipp商业评论》。本文是作者的独立观点,并不代表芥菜堆的位置。请联系原作者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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